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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李大钊为什么没参加中共一大第1页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起初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

今年是建党90周年,在这个背景下,你让我谈谈北京大学跟共产党创建的渊源,很有意义。

上世纪初期,我们国家外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有封建军阀压迫,必然会出现反抗力量。其中,一个主要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在1921年成立,这就有历史的偶然性。这种巧合应该与北大有很重要的关系。当时的北大集中了一批知识精英,这些人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反帝反封建。他们更有远瞻性,要在中国建设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主要人物就是李大钊、陈独秀。

中共北京小组在李大钊办公室成立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大一批精英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宣布本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学派著述为目的;并表示“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

“理想中应有的希望”是什么呢?发起者当时没有明说,但其意蕴应是清楚的,即由“研究会”“这个单纯的组织”,进一步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以求对中国社会做根本改造。

在“研究会”成立刚刚半年之后,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即在北大成立。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成员3人,教授李大钊、讲师张申府、学生张国焘。

随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1920年11月,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北京和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中共支部,支部书记是李大钊。据考证,在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夕,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共有12人,其中11人都是北大的师生。而缪伯英由于是何孟雄的恋人,常随何一起在北大活动,受到李大钊的教诲,也可算作半个北大人。

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以北大为基地,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

第一,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为书记。青年团为党的后备组织,围绕着统一建党,开展了许多活动。

第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其中尤以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具有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国内十分流行。当中共北京支部成立时,陈德荣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进来,并掌握了宣传部门的权力。

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结果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地退出了小组。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它使中共北京支部从一开始建立就保持了自身组织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明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无疑对中共后来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

第三,开展劳工运动。1920年冬,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曾多次去长辛店与铁路工人接头,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办学经费主要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李大钊是主要捐助者之一。一批北大年轻党员和进步学生住在劳动学校,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开始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5月,北京长辛店工会宣告成立,它是中国北方第一个工会,是中国北方现代劳工运动的起点。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有历史依据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长期以来,是一桩历史悬案。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正在写《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这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来从汉口《民国日报》上发现重要线索,写入拙著,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做了定论。1927年5月24 日,李大钊先生就义不久,汉口《民国日报》上介绍高一涵在武昌各界“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介绍李大钊时说到“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高一涵这个讲话离建党只有6年多一点时间,离李大钊被害还不到一个月,因此,应是真实可信的。高一涵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后来成为《新青年》阵营中陈独秀最重要的助手。高一涵武昌讲话中提到“途中”,是指1920年2 月中旬,陈独秀受到段祺瑞政府追捕,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当时正值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发着亮光。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薄。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和李大钊共过事且关系密切的朱务善,在建国后也有一段回忆,他说:“1920年1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有关建党。”就这段材料,我在1998年2月9日、10日两次电话询问《李大钊传》作者之一朱乔森教授,朱教授告我:1960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我问朱教授,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忆?朱教授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访问高一涵。两相映照,十分明白。由此可见,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途中两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件事,在当时李大钊的同事和学生中,还不只一个人知道。这就完全证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确有其历史依据。关于党组织的名称定名“共产党”,也是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的。张申府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中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因此,客观地说, 筹建中国共产党,除去陈独秀、李大钊是主要发起者外,时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和讲师张申府,也是参与了的。在这里,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提一下。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里提及,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将办公室和图书馆取名为“康慕尼斋”,刻有一枚藏书章“康慕尼斋藏书”。但是,据我的考证应该是“亢慕义斋”,因为我在北大见到了当年留下的八本德文本马列经典文献,印有“亢慕义斋图书”六个精美的篆字,图章为边长三厘米的正方形,颜色为天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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