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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有”“民营”的激斗第1页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应象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同时由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可在华设厂投资,于是不便继续禁民间设厂;再加上清政府此时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官办”新式企业,清政府在危机面前不能不公开改变以前禁止民间办新式企业的政策,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而1895年8月,光绪皇帝颁布诏书,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更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私有化之端绪。这些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较前开始有了较快件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轮电之争

清政府虽然此时制定了种种政策、法规,成立有关机构以奖励、发展私营工商业,使私人企业这一阶段相对发展较快,但其内部其实一直又有股强大的力量反对私营企业。因此清廷这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碾米、造酒等等这类于“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这类于“国计”有重大关系、原本“官督商办”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因为官督商办是1872年李鸿章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这种企业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反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直到甲午战后同意发展私营企业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仍无定论,结果必然是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的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两种力量的激烈交量与斗争,集中表现在“轮电之争”和“铁路之争”。

“轮电之争”

1872年创办的“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大获成功,在此鼓舞下,洋务派又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有些官办企业后来也改为官督商办。但清政府内反对官督商办的顽固派依然十分强大,一直想将这些企业完全收归国有。

“轮电之争”中的“轮”,是指“轮船招商局”。1877年山西道御使董儁翰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招商局成立以来,参劾招商局的奏本便一直不断,此奏一出,更得到许多官员响应,纷纷要求收归官办,起码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控制。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立即坚决反驳,他提出办招商局是“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商局关系国课最重”,如果任意干扰,“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在首先强调招商局对国家富强的意义之后,他接着辩解说招商局全是商股,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也。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此次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

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有趣的是,李鸿章在此折中用得利的是“中华”而不用“华商”,说明他深知朝廷对“华商”等私人获取巨额利益仍心存警戒,所以刻意回避“华商”这种容易联想到私人的词汇。在激烈争论中回避朝廷敏感的字眼儿,当然更容易赢得朝廷的支持,而且华商得利确也可说是“中华”得利。一词之选,煞费苦心,反映了李鸿章写奏折的老练。然后,李鸿章才从有关章程、规定说明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如果“朝令暮改,则凡事牵掣,商情涣散,已成之局,终致决裂,洋人必窃笑于后,益肆其垄断居奇之计。是现成生意,且将为外人所得,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政府遵守章程必要性的立论基础主要不是政府也必须遵守条约的“契约论”,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因为他很明白,朝廷根本不会将政府与私人所订之约放在眼里,不会将此作为一个决策的参考因素,只有这种与朝廷根本利益有关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打动、说服朝廷的最有力的理由。所以,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如果开始垫有官款,则“缴清公款”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当然,他又一再表明“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而是强调官仍要尽督管之责。其实,这类企业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从未放弃管制,干预太多,只是顽固派要求国家所有制应纯而又纯、容不得丝毫私人因素才会认为“商”的权力过大。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仍维持官督商办,而未被收归官办或官商合办。

十几年后,即甲午战后的1896年,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散置,大权尽失。这时,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有些现在派“工作组”的意思,虽未明说,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实明效大验。”反驳了王鹏的建议,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

所谓“电”,是指创办于1880年的“电报总局”。架设电线、成立相关机构对近代以来一直军情紧急的清政府本是重中之中,但与所有新事物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因顽固派认为这些是西方的奇技滛巧不能学而迟迟未有进展。李鸿章于1879年在自己的辖区内试架短短一线,后又于第二年藉沙俄准备侵略新疆伊犁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上奏请敷设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批准架线设局。1880年10月,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诞生。

官办电报局经营未久,便面临经费严重紧张问题。在李鸿章的支持、筹划下,电报总局于于1882年春改为官督商办。改制后的电报总局,完全是商股商办。

舞弊作为科举考试的伴生物,到了清代更是泛滥成灾。从童试到朝考、从场内到场外、从考前到考后、从草野小民到高宫大员,无不有舞弊。综观晚清科考舞弊的主要方式,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六个方面:

科举考场

【场内舞弊——夹带、枪替、传递】

夹带、枪替和传递是清代最常见、最普遍的作弊手段。

1、夹带

所谓夹带,就是将有关考试资料私藏衣物中,带入考场。为了躲避检查,有效地把夹带带入考场,考生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有人将科考相关内容用蝇头小楷字抄在纸片上,然后做马褂一件,将抄袭文平铺熨贴胸前,胸前为《论语》、胸后为《孟子》、衣袖为《大学》。《申报》在《瓯江试事琐述》中记载:“永嘉正场考试,某童擅将文藏在裤裆、靴底以侥幸……被查出,驱逐出场,并揭牌示众。”

面对日益严重的夹带舞弊行为,政府防夹带的禁令也在不断增加新内容,如考生入场,要求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只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甚至扒考生衣服来检查。然而防者自防,而夹带之风却愈演愈烈。顺天乡试时,乾隆派人到考场检查,头场搜出夹带者22人,二场又搜出21人,顺天贡院前的“枷号”爆满,连日观者如云。未敢夹带者则又有交白卷68人,未完卷者329人,文不对题者276人。二场点名不敢入场而弃考者2800多人。此外,在贡院外,“抛弃蝇头小卷,堆积于墙阴路隅者,更是不计其数”,甚至“有含于口颊,而搜检时口因入腹中者”。夹带之盛行可见一斑。

2、枪替

枪替就是出资找人代考。“枪”就是请人代做,“替”就是请人代考。受雇替考之人,就是“枪手”,又称“捉刀”。把代考称为“捉刀”比喻其风险。有从县试到道试、从初试到复试都雇同一个人顶冒代考,录取的时候本人再出面,这种枪替称“一炷香”。

枪替最常见的是在童试和生员岁、科两试者最多。有的将代考者高帽青衣,充作服务人员,埋伏于考场内,等到考生进场到隐蔽处,互换衣帽,令考生充作服务人员;有的是乘入场时混乱伺机进入。

请人代替不仅文举中有,武举中亦不可避免。在武举考试中往往是考步箭一人,测试硬弓又是一人;那些不能骑射者,在测试马箭时也往往请人代考,这种枪替往往本人先上堂点名,然后绕到演武厅后,将弓箭交与替考者。

枪替的出现为那些“胸无点墨,家有万金,不惜巨资以延枪替,冀以书香洗铜臭者”提供了入仕的可能。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专为谋利的新职业——代考人群。他们不仅有分散的个人行为,更有专门的团体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科考之年,招集能文之士,在隐僻之处租赁房屋,招徕生意,讲定酬金。

随着政府的检查越来越严,代考者的身价跟涨,以至于有人发出了“八股如鬼蜮,科场如贸易”的感叹。

3、传递

传递主要分为场内互相传递和内外相互传递两种。场内传递往往先贿赂考务人员,安排考生与代考者座号相连,几案与共,以便交头接耳,或用裹石子用力抛掷,考生俯拾,或把答案搓作纸团,暗塞墙隙之中。内外传递,就是场内把题目传到外面,外面把答案传递进来,俗称“地道”。这种传递或将题目大书特书张贴在高墙上,外面用望远镜获取信息;或在鼓点声中暗藏哑谜,第几本、第几页、第几行,自某字起至某字止,核计其数而获取信息;或把鸽子带进场,用鸽子把题目带出;或用火箭传书之法,将考题糊贴在火箭的尾部,点燃火箭,横射到场外。场外答案传进,或由服务人员(如:号军)传进来,或由水夫带进来。

还有两种传递方法,就是“割卷”和“飞卷”。割卷就是在场内互换试卷。飞卷就是拿到试卷后出考场,再请人做好,到交卷时,套入“马封”,充为公文,混入考场内,考场内有人接应,然后帮助交卷。

【场外舞弊——通关节、拜门生、买誊录官】

科考舞弊的行为不会因为考生走出考场而结束,它往往是新一轮舞弊的开始和继续。如果说夹带、枪替和传递属于科考进行中在场内舞弊的话,那么通关节、拜门生和买誊录官则属于场外舞弊。

1、通关节

所谓通关节就是考前与考官事先约定好,在试卷的第几行第几格必用某字。为了防止仅用一个字出现偶然相同的现象,往往约定用两个字。考生进场后,首先会先在试卷上将约定的两个字填好,以免忘记。通关节往往从私交关系的请托,发展到公开以金钱贿赂。买通考官,成为清代科场影响最为恶劣的舞弊手段。

2、拜门生

所谓拜门生,就是考生以“问业”的名义,贿拜阅卷官员。考生在揣摩哪些官员可能会被派去阅卷后,往往通过同乡、朋友、亲戚等与阅卷官搭上联系,用重金贿赂,然后把自己写的文章呈给这些官员,名义上是“问业”,其实不过是想让阅卷官熟悉自己的笔迹,假设此官被派阅卷,见到此字迹,自然会多加关照。由于这种拜门生不是发生在考试当时和考场中,而是在考试前就已经发生了,并持续到整个科考过程的始终,所以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不易察觉。

3、买誊录官

誊录简单地说,就是把考生的考卷重新再抄一遍,目的是防止阅卷官员通过笔迹来舞弊。它是科举考试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的制度,是科考规范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科场作弊的有效手段。誊录在北宋时全面确立和实施,但发展到后来,却也为新的舞弊开辟了途径。

由于誊录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考生的命运,不买誊录官,不但誊录的字画潦草,有的甚至不成点画。因而出现像“浙江士子买誊录者十之八九”这样猖獗的局面。买誊录官的费用也不等,“每人约费洋三四元,其甚丰者八元十元不等”。这种舞弊的行为不仅腐化了官员队伍,更可恨之处在于,它是通过损害其他士子的利益,来满足不法之徒的私利,直接冲击的是科举制度的公平、公正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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