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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前总书记黎笋的女儿因何暴死莫斯科第1页

1972年,刚届不惑之年的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教授马斯洛夫与越南女留学生安妮相识相爱了。那时越南法律禁止本国人与外国人通婚。跟欧洲人谈情说爱,在越南历来被看作是一种背叛行为。因此,安妮与马斯洛夫相爱,内心承受了很大压力。终于,有一天马斯洛夫了解到,安妮的父亲就是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

为了阻止他们的恋爱继续发展,黎笋强迫女儿回到越南与本国人结了婚。几个月后,为完成大学学业,安妮又回到了莫斯科。当她看到马斯洛夫痛绝的眼神、憔悴的面容时,安妮的心都碎了。她决意抛却一切顾忌,与马斯洛夫生活在一起。安妮抓紧时间离了婚,然后又与马斯洛夫秘密结婚。他们从越南大使馆获准结婚的手法很巧妙,安妮设法从那里搞到一份经济合同,之后马斯洛夫亲笔改写了合同的条文。

1977年10月31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叶连娜呱呱坠地。分娩后,安妮决定回国探亲并向父亲如实陈述自己结婚和生孩子的事。黎笋知道真相后大发雷霆,安妮遂不辞而别。黎笋决定要把安妮送回国。这对年轻夫妇被迫转入地下藏了起来。马斯洛夫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次还是个女孩儿。这之后,安妮的家人大概已经看出,她与马斯洛夫的婚姻任凭怎样都是拆不散,分不开的。因此除父亲外,家里所有人都相继来莫斯科看望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祝贺他们第二个女儿的诞生。又过了一个时期后,越南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国人在有孩子情况下同外国人结婚。黎笋本人的态度也逐渐软了下来。后来,黎笋每次飞赴莫斯科,都要和叶连娜见面,带她去看马戏、看演出。

越南党内斗争激烈,黎笋又以亲苏著称。有迹象表明,黎笋的对立面试图在他女儿这桩外国婚姻上做文章。这时安妮又怀了第三个孩子,预产期还有一个月,马斯洛夫劝妻子住苏联卫生部四局妇产医院,理由是这家医院是专为苏联上流社会开设的,条件好。安妮断然拒绝说:“为让我父亲当选,他们那些人肯定会不惜一切的。我预感到我必死无疑。”

1981年7月5日,他们一家在博戈罗茨克别墅为马斯洛夫的老母亲祝寿。当天深夜,安妮突感剧烈阵痛。马斯洛夫忙把临产的妻子送到就近一家妇产医院。偏不凑巧,这医院正在停诊装修,最后还是把安妮火速送到了前面说的四局妇产医院。马斯洛夫本打算在这医院接待室等待妻子分娩,但他猛地想起忙乱中忘记锁别墅的门了,而家中只留下刚患中风的老母亲一个人。怎么办?马斯洛夫一时没了主意。这时医生们都说,安妮情况稳定,不必着急。于是,马斯洛夫教授就离开了医院。早上7点,安妮产下一个男孩儿。

8时许,马斯洛夫往医院打电话询问情况,医生回答说,孩子健康。他焦急地问:“孩子的妈妈怎么样?”对方避而不答,只是要他尽快赶到医院。原来安妮血流不止,必须立即手术……马斯洛夫对这以后的事情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

不一会儿,有位医生走到他跟前,说:“您夫人已经过世。我们实在无法挽救……”马斯洛夫教授走进病房,只见安妮静卧病榻,他托起她的一只胳膊,只见妻子全身都像是被滚烫的开水浇过一样,青一块,紫一块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马斯洛夫怀疑安妮是被人毒死的。教授捶胸顿足地责怪自己,不该把安妮送到四局妇产医院。安妮生前两个女儿时,负责给接生的是马斯洛夫很熟悉的一位妇科医生。太麻痹大意了,本来一切都是可防止的。

几年后,马斯洛夫才得知,安妮大出血时,她的子宫血管破裂。本来安妮还是有救的,但当时在场的医生谁也不敢施行手术。借口是:万一黎笋以后还要安妮给他生外孙,出了事,他们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如今,70多岁的马斯洛夫仍住在博戈罗茨克别墅。他没再结婚。教授的卧室里挂着安妮的遗像。

摘自:《世界妇女博览》

此时,我们是在雅尔塔。一个紧张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1945年2月11日。那是一个星期天,在克里米亚这个疗养胜地的一座洛可可风格的宫殿里,宫殿位于黑海之滨,昔日的沙皇很喜欢在那儿漫步。那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签订了一个可怕的协议。八天中,他们打乱国界,准备好吞并某些领土,就将来各自的势力范围讨价还价。对美国、英国和苏联来说,赌注是巨大的:瓜分世界。本世纪中,同等重要的日子为数不多。

今天,人们知道了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后果。它本应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和平,人类文明所经历的最艰苦的考验已使我们厌倦了。然而,继之而来的却是冷战,随后是局部战争,殖民战争和工业战争,造反,革命,这些地球分裂的苦果。

现在,2月11日开动这个程序的三位国家元首每人应负的责任已经明确了。我们甚至能够描绘他们使新时代神圣化所用的洗礼盆。大喝高加索白兰地,宴会桌上杯盘狼藉,然后撤席,好宽宽绰绰地摆下决定30亿人的命运的文件。16点,他们在那重要的一页上签了字,三大巨头终于告别了。

这些分析,这些描写,都出自一些极有资格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之手。在过去长长的30年中,他们考察了政治、战略、外交和经济。但是医学,很遗憾,被忽略了。

然而,医学也是事实的见证,有助于铸造历史。评价在位的君王,总是看他们赐予的恩惠和造成的不幸。一种特殊的神秘变化凝固了他们的形象。他们似乎是一种享有特权的人物,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弱从来也奈何不了他们。有人向善良的人民解释说,对于权力的追逐调动了一些非凡的人物,使他们具有不同寻常的品质。这也许是真的。人们很少想到,那些敢于攫取权力的人毕竟也是可以受到伤害的。如何否认他们的健康有朝一日将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呢?如何否认这些行为将要影响他们要做出的某些基本的决定呢?疾病总是既结束了罪恶又结束了美德。

雅尔塔的事情就是如此。人们看到,在那儿会谈的三位国家元首中有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两个月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此人正是被视作西方世界泰坦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63岁。从北至南,他的影响遍及美国大陆。从澳大利亚沿海到欧洲的中心,处处闪耀着他的影响。一个这样的人杰,以及他所承担的义务,都使人有理由询问他的情况。是他希望举行这次最高级会谈的,他争辩,骂人,方才得到,而战斗却还在继续着。最高级会谈来了。但是,他果真还有面对这次会议的智力和体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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