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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张爱玲未当汉奸却经常出入周佛海公馆原因第1页

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就有文化界朋友告诉我,张爱玲虽没有投敌,却出入于大汉奸周佛海的公馆。这和胡兰成没有一点关系吗?

张文达先生,原名孝权,祖籍湖南,定居上海。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抗战时期协助赵朴初居士做救济总会工作。1980年移居香港,为香港各报写专栏文章,有时一日两三篇。常有传神之笔,堪称“随笔艺术”,誉满香港。我在香港仅见他一二面,今已作古。我曾在《随笔》杂志上介绍他的专栏杂文(六篇)。今又在旧剪报堆中拣出他写张爱玲的两篇。张爱玲,旧上海一女作家也,汉奸胡兰成之妻。胡为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时的“十一人”之一(在香港)。但张爱玲本人不是汉奸,这一点是应当加以区别的。

但任何作家都是社会的人,都有其时代性。论文必须知其人论其世。张文达在他的文章中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资格‘评文’。但对于这么多文人对张爱玲作品如醉如痴,捧其作品最优秀,不免有点诧异。”张先生说的是2000年以前港台一带的情况,与此同时,张先生也指出,也正因为如此,港台及海外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现象作出分析,“评”张爱玲文者大有人在。

不知为什么,中国大陆这几年也有人掀起“张爱玲热”来,并也热到“如醉如痴”的程度。甚至北京、上海两地个别出版社,有出版并吹捧胡兰成书者,称其为“奇书”(尤其是胡专写他与张爱玲的关系的那本名为《今生今世》的书),这就大大超过了港台。至于喜爱不喜爱张爱玲作品,自应允许有各人的自由,甚至也应有喜爱到“如醉如痴”程度的自由,但从张先生的文章看,即使在香港也有要求那些“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文人雅士”们应当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剖析张爱玲,例如,剖析一下张爱玲“怎么会挑了两个这样子的男人”。我看,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也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因此种种,我在这里特向读者介绍张文达先生谈张爱玲问题的两篇文章如下:

一、也谈张爱玲

10月27日本报刊蒋芸小姐的大文,写张爱玲《自闭自虐的一生》,写张爱玲的两度婚姻,怎么会挑了两个这样子的男人?蒋小姐以心理分析的手法,剖解张爱玲对婚姻的态度,一语不涉及张爱玲的作品。并世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文人雅士未有从这一角度剖析张爱玲者,我十分佩服蒋小姐独具只眼。

我对比较文学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资格“评文”。但对有这么多文人对张爱玲作品如醉如痴,捧其作品最优秀,不免有点诧异。

文坛前辈陈蝶衣世丈则曰:“对于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无论中篇或长篇,概括言之,若不是营造‘男欢女爱’,便等于做足‘吹影镂尘’的功夫,求其与‘共赴国难’的大时代,挂得上钩的,简直是百不得一,绝无仅有。”蝶衣世丈这一篇大作的题目是《不幸的乱世女作家张爱玲———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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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界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地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的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惧害怕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着实有点儿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儿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而且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挨踢)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他为什么竟然没一点儿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儿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惨烈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捡便宜的机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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