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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曾被吴清源杀得大败 生一天闷气不愿见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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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棋圣吴清源在11岁时,有人引见他同段祺瑞下棋,少年不知天高地厚,把老段杀得大败,导致老段生了一天闷气不愿见人。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老段对自己的期许甚高。不过,老段输棋后却做事大方,此后每月资助吴清源一百大洋学费。

民国的段祺瑞,生平有一特殊嗜好,就是下围棋。平心而论,这位北洋之虎,围棋下得确实有水平。民国初期围棋事业的兴盛,与他有直接关系。据说陈毅曾经有言:“段祺瑞的一生干了很多坏事,但对围棋还算干了些好事。”

段祺瑞的棋艺到底有多高,现在我们不可能说得很准确。不过,根据各种回忆和介绍来看,那是相当地有水平。对此,恐怕不需要质疑,因为有多种回忆录可以互相校正。

问题是,段祺瑞对他自己的棋艺能不能准确地自我评价?根据相关资料来看却未必。因为他执掌重权,人见人怕,那些同他下棋的常客,都会不露痕迹地让着他,所以他很少输棋。再加上他真懂棋道,久而久之,他对自己棋艺的估计就会逐渐看涨。从各种回忆录说老段“输不起”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一个常赢的棋手,要他承认水平不高就太困难了。

中国棋圣吴清源在11岁时,有人引见他同段祺瑞下棋,少年不知天高地厚,把老段杀得大败,导致老段生了一天闷气不愿见人。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老段对自己的期许甚高。不过,老段输棋后却做事大方,此后每月资助吴清源一百大洋学费。

段祺瑞资助棋童的事做得光彩,却难以校正他的自我评价,毕竟他总是赢棋的一方。即便他内心知道别人故意输棋,也会因为缺乏准确的评价标杆而高估自己。对于领导人来说,这种自我评价的偏高很值得引起重视。如果遇上缺乏自知之明的领导人,自我评价就有可能恶性膨胀。曾经当过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能写一笔好字。于是,卖书法就成了他的生财之道。时间一长,他也就以书法大家自居了。直到东窗事发判处死刑,他还乞求活命,理由是“我还可以为书法事业作出贡献”。自我评价到了这个程度,只能无言以对。

一般情况下,能当领导,总是有一些本事的。但是,权力在手,做事成功就多了几分推力。取得突出成绩,自我评价就有开始膨胀的可能。如果上下左右多几分赞扬吹捧,加上一些部下不露声色的“让棋”,稍微不谨慎,就可能真会自封为国手。比如,因为在领导岗位上,整个组织的成就包括下属的成就也会变成自己的成就,获得的荣誉又反过来证实了自己的非凡才能,非凡才能再带来更大的荣誉。经过这么几轮循环,能够真正保持低调的人不多。所以,领导人对这种情况需要特别警惕。必要时,还可采取某些制度化手段来唤醒自知之明。假如段祺瑞每天都让一个真正的高手如吴清源杀败自己一局,那么头脑就会清醒许多。

正因为掌权者的自知之明难以“自知”,所以,中国古代的谏议制度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谏议的作用,就是通过制度引入吴清源这样的棋手,规定他专门针对段祺瑞棋艺的薄弱之处施加攻势。皇帝“天纵神明”,那么,就让谏官天天挑刺,想着法儿找毛病,不停地批评皇帝几句,让皇帝看见他们的奏章就觉得气短理亏,这时,自知之明就能找回来十之七八。交几个工作中的诤友,隔三差五就敲打敲打自己。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唤醒自知之明。

而报馆巧妙的地方在于,它只是引述西文报纸消息,向公众透露官方和主张重惩杨月楼的势力正在密谋“将杨月楼置之死地”,然后笔墨一转,说这“或系奸民风传”,“想上海县尊断乎不会出此手段也”。借助新兴媒体,舆论这种介入公共事务的势头有增无减,对遏制官权的肆虐当然是有益的。

从名伶婚姻风波看清末社会变迁

京剧名伶杨月楼的婚姻风波,和“刺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等一起,被哄传为所谓“清末四大奇案”。其实,与其他事件的扑朔迷离相比,这场因官方挟传统礼法蛮横介入而导致的风波,它的看点并非情节的戏剧化,而在于从官民话语的对抗和民众观念的变革中,深刻反映了宗法社会的基础被一点点撬动的现实。

“只为贪看杨月楼”

京剧名演员杨月楼清末活跃于上海舞台,以小生角色为擅长。杨月楼本人身材魁伟,扮相俊美,嗓音清越,武功精湛,因此每次登台,观众均为之倾倒。当时一位文人特在《申报》上发表了一首竹枝词:

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

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

诗中的“金桂”和“丹桂”是当时沪上最有名的两大戏院,杨月楼即在金桂园献艺,而于丹桂园登台的则是孙菊仙、黄月山等名角儿,这种互相竞争的格局即是所谓“打对台”。

按诗作者的意思,真要论艺术,杨月楼献艺之金桂园肯定是比不上孙菊仙等献艺之丹桂园的,但实际却是“佳人个个懒勾留”,很难蒙佳人一顾,若要问金桂园吸引佳人之秘诀,原来,她们也对一般的京调也没多大兴趣,之所以迷恋金桂园,原来都是为了“贪看杨月楼”。

说起来,杨月楼能够让红粉佳人施以青眼,还要感谢上海独具的开放性,须知,当时北京的戏院还不许妇女到公开的戏院里去看戏,而上海则不然,《申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有生动描述,“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纷至沓来,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就因为除了一般观众,还有女性观众的额外拥趸,杨月楼在上海戏曲界独擅胜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偏偏是这种女人缘给杨月楼带来了麻烦,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一代名伶的婚姻风波上演了。

《申报》全程关注了这场风波,其中一篇文章曰《记杨月楼事》,简要介绍了风波的起因:一位粤商的女儿名阿宝因观杨月楼演戏,慕其才艺,遂“作书函,并年庚贴,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后由粤女之母王氏作主,经媒妁说和,遂订婚嫁。但当迎娶之时,粤商族党以平民嫁“贱民”,有辱门楣乡风,遂群起阻拦,并以杨月楼涉嫌“诱拐”诉之于官府。“夫妻方行合卺礼,县差与巡捕至,扭月楼夫妇”,送至县署,被亦属粤籍的县令以诱拐论处,将杨月楼和该女等分别施刑严责,“敲打其(月楼)胫骨百五,批掌女嘴二百”,收监候判。

官府棒打鸳鸯,舆论大为不平

男女谈婚论嫁,而且还有媒妁之言,居然还会引起“族党”闹事,官方也不惜强力介入,棒打鸳鸯,这种当代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当日情势而言,却并不缺乏法理根据。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中明文规定,良贱不得通婚。“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哪些人群属于这一条文所规定的贱民阶层呢?《清史稿·食货志》曰:“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属应役之皂隶、马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划在“良民”这个圈子里面的,就只有传统社会认定的士、农、工、商这四大阶层,除此之外,就都属于“贱民”。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唱戏的尽管可能因为艺术卓越而被无数戏迷追捧,但在官方语语体系里,其为“贱民”的天然属性却无法改变。杨月楼再红,但仍然是贱民,就仍然不能娶“良人女”为妻。这就是当日之客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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