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评论 当前位置:首页 > 军事天地 > 军事评论 >

林语堂把黄段子入书 鲁迅不该批他“无聊”?第1页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后一则,与时下流行的“黄段子”已是不遑多让了。

大陆文学史曾将林语堂先生彻底遗忘。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对此我亦甚为欣慰。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我不禁想说,今日的好事者,根本不懂得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得那个大时代,及生活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和真性情,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微妙……

林语堂先生这些年着实红火了一把。各种单行本、文集竞相出版,小说还一再搬上荧屏。对于这位曾因办小品文杂志《论语》红了半边天的现代作家,大陆文学史曾将他彻底遗忘。如今算是有了某种补偿。对此我亦甚为欣慰。问题是一些好事者,将林先生的被遗忘,归罪于鲁迅,拿来做鲁迅气量小、不容人、好骂好斗的证据,未免有失公允。

家父曾藏有厚厚几大本《论语》合订本的。我少年时也曾翻看过。居所几经搬迁,现在早已不知了去向。仅凭记忆,说两个林先生的“幽默”。其一,某年某月某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会。一位元老级大人物,一生不敢乘坐飞机,又怕延误与会时间,于是将他的拐杖送上飞机,并向大会发去电报:“请以手杖代之。”其二,某财东为人吝啬,欲求某名士的诗作,又不想花大钱,心生一计,聊备薄酒,请名士来家中小饮,伺机提出索诗。名士心中不悦。正好财东的小娘子出来敬酒,名士眼睛一亮,见小娘子秀色可餐,便来了灵感,当即以手头的筷子为题,吟诗一首:“尔家娘子好身材,捏着腰儿两脚开。若要当中滋味好,还需伸出舌头来。”让财东和他的小妾闹了个脸红。

鲁迅批评林先生的《论语》“小骂大帮忙”,说他的小品文“无聊”,是否言过其实,有这两个例子也就可见一斑。后一则,与时下流行的“黄段子”已是不遑多让了。

我查阅过《鲁迅全集》十卷本,约有五十篇文章提及林语堂先生的某些事情:有正面的;有治学问方面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约占三分之二。从中我竟看不出鲁迅先生的“好骂好斗”,大多针对《论语》的规避严峻现实,据理陈词,明辨是非而已。须知,林语堂创办《论语》力倡“幽默”之日,正当军阀政权和国民党一党专制黑暗、国难深重之时。以鲁迅自由主义的信仰、文化批判者的原则立场,对语堂先生和他的《论语》保持沉默,反倒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了。

那么,鲁迅对曾经是朋友的林先生,还做了哪些从批评文章看不出来的、却又能体现鲁迅为人之道的事情呢?查鲁迅书信,先生在1934年8月13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

林语堂的英文好,故鲁迅劝林语堂译些英国文学名作。文人也要吃饭的,鲁迅何尝不懂?鲁迅先生并没有要求林先生像他那样去孤军作战,“革命,拼死”。由此看来,鲁迅的哲学倒是与法国作家加缪一致而大不同于“法国革命哲学”的。只提醒林先生,混饭吃的办法还可以有别样选择。先生“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先生“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鲁迅对朋友的林语堂先生,可谓体谅深切,一片至诚,至今读来,仍是感人肺腑。古人有“诤友”之说,鲁迅是身体力行的。

1936年2月21日,另有致曹聚仁书信一通:“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鲁迅先生之“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正是他的原则与宽容兼而有之的处世为人之道。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保持中立,而实际上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百姓,鉴于沙俄对东北的侵占和不按期撤。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保持中立,而实际上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百姓,鉴于沙俄对东北的侵占和不按期撤兵,是倾向日本一边的。正如吴玉章所说:“人们对沙俄的痛恨,还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听到日本方面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16)王芸生也曾说过同样的话:“中国久受俄人凌虐,故当日俄战争期中,一般皆怀兄弟急难之义,虽云中立,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均为日本之助。”(17)作为政府官员的袁世凯也是这样,他表面中立,实则偏向日本,而且还为日本提供一些人员方面的支持,如派吴佩孚与日本情报人员一起,深入东北地区,为日本收集情报等。

本文节选自《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东三省改制》 作者:张华腾 原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袁世凯1901年11月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责本身对东北有一定的责任,所以就目前笔者接触到的资料而言,袁世凯是清政府官僚内最早关注东北问题的人。曾在袁世凯身边工作过的张国淦后来回忆说,袁世凯的关注,是袁世凯野心使然,“袁世凯政治上的野心,总是前进的。向来北洋控制东北,只在辽河以南各地区。袁氏督直后,即着手规划奉、吉、黑三省全部。日俄战争结束,他就条陈统一东三省方案”。笔者认为,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有其政治野心的一面,但更重要的一面是,一个具有民族情感的地方官僚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危关注的责任心使然。而实际上早在日俄战争之前,在预计沙俄按期撤出东北之后,袁世凯就曾拿出一个关于东三省的改革方案。这个东三省改革方案的要点,刊登在1903年5月18日的《大公报》上:

袁制军之满洲政策:袁制军近日编成俄兵撤退后统治满洲新制度,于前月二十四号详细据实奏陈,此揭其要领如下:

1、行政制度之改革。盛京、吉林两省仿照各省建制,总督、巡抚各一员,并设置府州县及以下官衙,隶属于该督抚。

2、军队制度之改革。接代俄兵,镇抚两省。其军队皆采用洋式练军,所有统炮兵器一律按照洋式,又计划国防军队……设提督一员,该提督须与督抚协议,图管内之治安。

3、对外事件之审理。凡在留满洲之外国人,一切行政民事上之刑事,系累或牵涉中国人民及关于外国人经营事业者,宜于奉天、吉林两省设立华洋审裁局,以精确而审理之。

4、重要市府之公开。欲图商业之发达,须开放重要都市,俾中外国人自由贸易。

5、中国税关之新设。凡满洲陆路输入外国货物,须征之某输入税,宜于国境地方及内地重要都府新设税关。

6、教育机关之新设。欲图人民知识之发达,宜于各都市新设学堂,授以外国语及普通教育,渐次进于高等教育。

袁世凯的东北政策,实际上是他对东北全面进行改革的方案,包括东北地区由军府制改为行省制的改革,全面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即全面推行新政,将早期现代化拓展至东北地区,以和内地相一致;还包括开放东北,正确处理和外国的关系等。袁世凯改革东北的方案,对于在东北推行新政,加强对东北的治理、建设,以改变东北的落后面貌,巩固东北的国防,抵制外国对东北的侵略,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改革方案,是面对沙俄对东北侵占即将结束而提出来的,因此是非常及时的。袁世凯改革东北的方案,由于沙俄没有如期撤兵和随后的日俄战争爆发而没有能够实现,但它却是全面改革东北的先声,对以后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由于自身的软弱和无奈,不得不选择了局外中立。局外中立是袁世凯提出和具体负责实施的。这在当时来说也是出于无奈,不过即便局外中立,也需要一定的实力准备,正如袁世凯所说,“就我现在情事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许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抅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他在给清廷提出的局外中立国所负责任要点中有这样一条:“局外者,不得允战国借境攻敌,如无力阻止,亦为背局外之责,敌国即可引兵入境,自行抵御。”袁世凯将北洋新军开赴战区,严守中立区域,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变化。不过清政府的中立,是有着原则性的前提条件并向各国严正声明的,即“东三省疆土权力,无论两国胜负,仍皈中国自主,不得占据”。

本文出处看历史http://m.

热门文章

阅读TOP10